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，要不要分的那么清？

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“海边的西塞罗”

ID l yujianshijie1988

文 l 西塞罗

国际关系，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01 崛起者的孤立死局

1871年1月18日，法国巴黎凡尔赛宫镜厅，一个帝国的荣耀与新生，正在另一个帝国的尸体上建立。

在群臣的欢呼与簇拥之下，普鲁士国王威廉，稳步走上王座，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，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。

几个月前，很可能在相同的地方，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，面对统一趋势已经无可阻挡的德国，非常急躁而不明智的选择了与普鲁士开战。

普法战争的结果，这个拿破仑大帝侄子、同样想成为“大帝”却志大才疏的人，愚蠢的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法兰西的国运，帮对手的统一完成了一次续费。法国的干涉让普鲁士和他的德意志联邦同仇敌忾，最终，狂妄的拿三在战场上的大败亏输，而让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进程，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。

“军队已被击败，所有官兵和我本人都已成了俘虏。”——拿破仑三世的最后一电。

但在众人一片欢呼之中，只有一个人神色冷静，甚至略显沉重，他就是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首相，德国统一进程的实质操盘手，被后世尊称为“德意志领航员”的铁血宰相俾斯麦。

若干年后，德国画家忠实的记录下了这一幕。

《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》

这幅画的绘画技法非常奇特——乍看之下，整个画作的中心，似乎应该是被加冕的威廉一世，他站在高台上高瞻远瞩，意气风发。但整个画布上最惹眼的存在，其实是俾斯麦，他站立在画布的中央，穿上一袭惹眼的白色制服，既没有欢呼、也没有呐喊。

此时的俾斯麦在思考什么？也许正是正在崛起的德意志所面临的那个困局。 

是的，对于新生的德意志来说，此时最大的难题也许正是它自身的崛起。

表面上看，德意志第二帝国，一在国际社会中亮相就非常出彩，无论人口、领土面积、铁路里程、钢产量、煤产量、科技水平，都已经超过了昔日的欧洲首强法兰西，而且隐隐有叫板霸主大英帝国的潜质。德国此前从没有（应该说，其后也没有）如此接近获得其梦寐以求的欧陆霸权。

可是“强者必遭嫉妒”，敏锐的俾斯麦随后意识到德国将陷入空前的孤立当中。

与今天碎成一盘散沙的欧洲国家不同，当时的欧陆，其实只有五强——

而除了德国自己之外，你会发现，其他四个列强都有充分的理由敌对它。

在海峡的对岸，率先爆发工业革命，是当时统治整个全球的大英帝国。

俾斯麦高超的外交技巧，曾让尚未完成统一的普鲁士与英国有过一段蜜月期。

可是德意志帝国成立后，这个蜜月结束了。英国发现，德国的崛起不仅已经破坏了它努力维系的欧陆均势，并且隐隐然似乎要挑战它的世界霸权。这个世界霸主开始考虑结束光荣孤立，并对崛起中的德国下手。

在德国的西面，是被其在普法战争重重羞辱的法兰西。

只要德国还占着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，只要普法战争的耻辱尚未洗雪，这两个国家无法获得真正的和平。

在德国的南面，是老迈而焦虑的奥匈帝国。

普鲁士在统一进程当中曾经与奥匈兵戎相见，将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宗主的哈布斯堡王室打下了神坛。这是两国的旧怨。而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又让奥匈感到紧张——虽然它在普奥战争后已经被踢出了“德意志俱乐部”，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会不会将奥匈一起吞并呢？

当然，最最难办的关系，还是在德国的东方——那个庞大而野心勃勃的沙俄帝国。

我在《俄罗斯，为何永远停不下扩张的脚步》一文中曾经谈过，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其地缘，让它时刻怀有将边界向西推进的冲动，所以它对西进道路上崛起德意志这样一个强邻，是非常不快的。而俄罗斯与法国之间又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关系，如果让法国率先与俄罗斯结盟，那么德国就将处于腹背受敌，两线作战的困境当中，这一定要避免。

那么，为了避免腹背受敌，德国应该先于法国，俄罗斯进行简单结盟吗？

也不行。因为北极熊的胃口实在太大了，想与沙俄简单结盟，要付出什么代价另说，结盟了也等于要得罪整个欧洲。奥匈、土耳其等德国潜在盟友，都会因为德俄结盟而丢掉。

当然，最最重要的，是与沙俄的靠近将会大大刺激霸主英国——因为英国当时对德国的崛起也许还只是侧目，但对沙俄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晰。在黑海、在波斯、在阿富汗、在远东，英国几乎在各条战线上与俄罗斯较劲。

俾斯麦从没有忘记，他所有外交的最终目的，是阻止或者至少迟滞英国将矛头转向自己，给德国的进一步发展赢得时间。如果与沙俄的盟约反而加速了这个进程，那这样的盟约，是愚蠢而没有意义的。

强者必遭嫉妒，德国当时遭遇的问题，根源在于它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欧洲所能承载的极限，却又还不足以取英国而代之，又处在一个四面受敌的尴尬地缘当中。

面对这种困境，最容易想到的两种解法。

一是主动出击，继续执行“铁血政策”，靠武力威慑甚至撕碎尚未形成的包围网来脱困。二战中的德国其实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。

但如我们所见的，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。

作为一个邻国众多的海陆复合型国家，德国再强，也永远强不到能以一国之力单挑其他列强的地步。

那么“主动结盟、被动防守”又如何呢？

像一战前的德国就曾试图执行这种策略——选择与实力弱于自己，而同样被孤立的奥匈帝国结盟，两国互为依靠，合力阻挡来自协约国的威胁。

这个貌似可行的策略，其实也是行不通的。

因为这样的结盟，会让奥匈帝国吃死了“德国在我之外没有朋友”这一点，肆意挥霍德国对其的支持，为它自己的政治野心买单，最终透支德国的国力。

一战的爆发、与德奥的最终战败，其实就是一个需要盟友，却又被盟友绑架的强国悲剧。

不找盟友会被孤立，简单结盟，被盟友所绑架，又会加速被孤立的进程，甚至被绑定。

德国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似乎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，在外交上必然遭遇的死局。

我们且看俾斯麦是怎样施展他惊人的外交纵横术的吧。

02 五个球的游戏

俾斯麦打出的第一张牌是“联奥”。

虽然俾斯麦深知，奥匈帝国作为“布娃娃帝国主义”，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但这个国家毕竟和德国同文同种，如果关系处理不好，兄弟阋墙，就是肘腋之患。

果然，德国统一之后，奥匈帝国出于警惕已经迅速作出反映：1873年6月，在巴尔干半岛矛盾重重的奥匈，与沙俄居然签订了《兴勃隆协定》，约定“如遇到有第三国侵略危机欧洲和平时，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”。

这个协定一看就是冲着两国的共同强邻德国来的。奥匈现在最担心的，是强大的德国会不会挟对法大胜的余威，顺手把自己也吃了，实现“大德意志”计划。

所以不能再拖了，为了缓解危局，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同时，俾斯麦几乎立刻开展了对奥匈的亲善和安抚工作。力求让焦虑的奥匈平静下来，相信德国是友非敌。

行动很成功。同年10月，在奥方的主动邀请下，德国也加入了《兴勃隆协定》，原本针对德国的俄奥同盟，变成了德奥俄三方的一个松散盟约（和约）。这就是所谓“第一次三皇同盟”。

而在这个同盟存续期间，俾斯麦也没闲着，他在这对三角关系中，抓住一切机会，不断缩减德国与奥匈之间的距离。

果然，在获得德国的大量许诺之后，奥匈开始逐步变得大胆，在巴尔干半岛上越发不让着霸道的沙俄，俄奥两国关系开始急速疏远。

最终，因为《兴勃隆协定》，最初缔约方沙俄与奥匈之间的关系恶化，第一次三皇同盟解体。

至此，虽然俄奥联手对抗德国的困局似乎已解除。

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——虚弱的奥匈要拉着德国去实现它的巴尔干野心，而这是德国不能容忍的——德国应该利用盟友，而不是被盟友所利用。

于是俾斯麦又打出了他的第二张牌，“拉俄”。

面对找上门来，愤怒抗议德国在俄奥冲突中拉偏架的沙俄大使，俾斯麦笑脸相迎，没用几句话就把奥匈帝国给卖了——俾斯麦赌咒发誓在德俄奥的三国关系中，他是更倾向于俄方的，对俄亲善是他俾斯麦“一切外交的基石”。至于第一次三皇同盟的崩溃，那完全是“无知的奥地利人”的野心过于膨胀。如果沙皇陛下愿意，他非常乐意重新把三方拉到一张谈判桌上，再签订一个新的盟约。

于是1881年，第二次三皇同盟正式缔约。

表面上看，盟约还是那个盟约，但请注意，此时德俄奥三国的内在关系，已经发生了质变——德国不再是那个俄奥要共同防御，腆着脸好歹挤进来的后来者。而摇身一变，成为俄奥之间的调停人，理所当然的反客为主，成为了这个同盟的主导者。

于是在德国的力推下，盟约中加上了这样一条：“缔约国中任何一个与第四国发生战争，其他两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，并尽力使冲突局部化。”

这个协议直白的翻译一下，其实就是，如果德国与法国一旦开战，德国要求俄奥两国都在东线趴着别背后捅刀，并且积极斡旋，阻止英国卷入这场争端。

而到这个时候，俾斯麦外交策略的第三招就自然显露了——“孤法”。

是的，俾斯麦在三皇同盟中的一切操作，目的其实都是，为了让宿敌法国，在欧洲大陆上找不到朋友。俄罗斯与奥匈，本来与法国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友谊，而且处于德国这个新兴大国的侧后，是法国的天然盟友。

但在俾斯麦一系列的操作之下，俄奥两国居然都成了德国的“盟友”，并且保证在可能爆发的法德战争中保持中立。最该有朋友的法国，反而成了欧陆最孤独的国家。

但精明的俾斯麦也没有利用三皇同盟，对法宣战或对法执行明确的敌对态度——俾斯麦知道，德国的发展潜力远大于法国，我现在打你干嘛？你只需要看着我一骑绝尘就可以了。

在稳住法国之后，精明的俾斯麦又及时补上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牌——“亲英”。

是的，亲英。

作为欧洲老二的德意志，居然主动寻求与老大英国进行和解，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，英国怎么可能放过德国呢？

但俾斯麦找到了问题的关键——德国人并不需要否认自己是最有实力的那个“老二”。德国只需要表现自己不是最“刺儿头”的那个秩序挑战者就行了。

因为身为世界霸主的英国，是面对众多“老二老三老四”挑战的。谁最挑头，它才会主要针对谁。

而这个时候，第二次三皇同盟的第二个妙用就体现出来了：“缔约国中任何一个与第四国发生战争，其他两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，并尽力使冲突局部化。”这个条款让“耿直”的沙俄四处搞事情，英国人迅速把本已经对准德国的枪口转向了它。

而这个时候，狡猾的俾斯麦又以调停之名义与英国沟通。让英国人相信，一个保有强大陆军的德国，是对沙俄的最好牵制——我们德国人在帮你们英国人维持大陆均势政策啊！咱俩才是真正的盟友！

为了让英国相信这一点，俾斯麦毅然决然的放弃了拓张海外殖民的计划，将德国的海军维持在“精锐但最小化”的状态之下。

这种状态让英国人感到放心，觉得德国对其有用，于是就缓行了与法国结盟的策略，将更多的经历投注于世界范围内的英俄矛盾和英美矛盾。

03 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？

联奥、拉俄、孤法、亲英，在德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中，俾斯麦用的就是这样一套空前复杂的组合拳，避免德国陷入了本来似乎无可避免的四处受敌的困局。

若说这套“迷踪拳”有什么最大的特点，那就是战略模糊。

是的，俾斯麦始终对“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”这个问题，保持着非常模糊的态度——至少对英国这个“老大”和俄国这个“老三”，德国让他们感到自己既不是他们最好的朋友，又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。

这样做的好处就是，英俄两国在想起德国这个日渐兴起的强国时，始终也隔着一层迷雾，他们想不明白，德国到底是一个可以为自己提供借力的对象，还是必须下定决心围堵的对手。

而事实上，俾斯麦甚至禁止德国人自己将这个问题讨论清楚。因为一旦你认为自己已经想明白了谁敌谁友，对方一定会在行动中看明白你的意图——你认定是对手的国家会立刻围堵你，针对你。你认定为盟友的国家则会吃定你，试图捆绑你，透支你的实力为它自己谋利。

所以，俾斯麦刻意维持着这种模糊的战略。而这种模糊背后又有着一个清晰的认知。那就是，俾斯麦对自己国家未来的自信——时间在德国一边。

“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行船。”俾斯麦这样说。

是的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国的领航员，俾斯麦深知自己国家是有潜力的，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和平、稳定的环境，将这种潜力发挥到极致，并修正自己的内部问题。而当德国的实力越过一个临界点时，对手遏制德国的计划将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，而最终不攻自破。

而争取时间的方式，就是执行外交模糊化，不把朋友和对手分的那么明白，让“对手”和“盟友”都迟疑，不敢预判自己下一步倒向谁，从而将被围堵的倒计时播慢。

“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？”这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，好像又经常在互联网上被频繁提问。

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，毛主席在说这句话时，是有一个后半句的：“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

是的，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，如果你想发动的是一场革命，而且时不我待，马上就要开始，那么分清敌友，当然是必须先要做的事情。

但如果你需要的不是一场战争或者革命，而是足够的时间来发展呢？

对于和平发展来说，过早的给自己定义谁敌谁友，就未必是一种上策，而很可能会成为压缩你的时间与空间的催命符。

这种现象在俾斯麦离开后的德国体现的就特别明显。

在“领航员下船”后。德国的外交政策就开始急速向“明确敌友”的方向转变。

在俄奥之间，德国开始越发清晰的明确选择站边奥匈，最终导致沙俄被推入了法国的怀抱。法俄协约，而原本被俾斯麦当做“外交诱饵”的德奥盟约，则成为了外交累赘。

在英德关系上，德国从上到下开始越发明确的认为，两强之间必有一战，英德关系走向恶化，最终是英法协约。一战前的协约国对同盟国的态势形成。

表面上看，俾斯麦之后，德国敌友政策的明晰化，让德国收获了一个盟友（始乱终弃的意大利不能算）和三个敌人，已经亏了。但实际上，德国的外交空间被急速挤压了，经不起任何一点突发事件，更是亏大了。

果然，1914年，萨拉热窝事件爆发，被杀了王储的奥匈帝国，派出使者前来询问德皇的意见。正在度假的德皇让侍从含糊的回答了一句：“我们一定会遵照盟约。”自认为得到保证、有德国撑腰的奥地利开始漫天要价，最终俄奥关系崩溃，德国被一并拉入战争。

丘吉尔曾戏言：德皇的那句保证，是人类历史上开出的“最大一张空头支票”，而花盟友钱不当心的奥匈帝国，在这张支票上写下了一个天文数字，直接透支了德奥两国的国运。

1919年，巴黎凡尔赛宫镜厅，德意志第二帝国兴于斯，亡于斯。

所以，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，对于一个需要时间来崛起和发展的大国来说，真的需要分的那么清吗？

04 为什么我们是“无敌国外交”

如果你在中学历史课上不睡觉，你应该知道一个知识点——八十年代以来的我国外交政策，是“无敌国外交”。

所谓无敌国外交，是我们不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视为我们的假想敌。我国政府一再表态过：我们的外交没有特定的假想敌，中国也不寻求传统意义上的结盟关系。

你去看我国官方对各国关系的表述，无论美国、俄罗斯、欧洲各国、日本、印度、澳大利亚……我们的官方定义统统是“xxxx伙伴关系”。

“伙伴”这个词，用的非常之精准而巧妙。因为伙伴不是盟友、也不是对手，我们既不主动激化与你的矛盾，也不会用传统盟约的方式，与你的利益进行绑定。只通过伙伴关系的升降级微调彼此之间的距离。这就给我们的外交留下了足够的空间，让我们规避那些冲突的暗礁。也给我们国家的和平发展，争取了尽量多的时间。

“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行船。”

中国，作为一个有充足发展潜力的大国，只要时间足够，我们的和平崛起是必然的。所以只有伙伴，没有敌人的外交战略，是我们最明智、最正确、最能争取发展时间的伟大战略。

所以，那些动不动就叫嚣“中x必有一战！”“xxx是我们的盟友，所以我们必须选边站！”这类言行的营销号主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。

你们中学历史课和政治课，都是体育老师教的？

就你们这个文化水平，也好意思出来写文章忽悠人？

你们发着打鸡血的爽文，流量你们是赚了，打赏你们是得了，粉丝你们是涨了，但煽动起暴戾的情绪谁来负责？

你们鼓吹的说法，是跟我国正在执行的外交方针相违背的，你们可知道？！

你们真是精准的定义了，什么叫做碍国贼！

“祖国的态度，就是我的态度”，这话当然没问题，但麻烦请先搞清楚，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态度。

只要我们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传统的军事盟约，我们“无敌国外交”的方针政策就还未变。

中国想要崛起，需要四件事：时间，时间，时间，时间！

稳定的时间，

发展的时间，

人民安居乐业、幸福生活的时间，

国家繁荣昌盛、和平崛起的时间。

只要世界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不变，只要时间充足。中国就一定能崛起。中国这艘时间河流上的航船，就能穿过历史的三峡，到达彼岸。

所以我们只有伙伴，没有敌人，我们不需要旧式的盟友，我们也不选边站队。我们是比俾斯麦更精明的领航员，我们的国家在通过灵活、不被绑定的外交政策规避冲突的暗礁，我们在尽量给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。

所以请有违此大政方针、不断煽风点火还自居“爱国”的喷子们都闭嘴，把中学念完再来胡喷。

05 你真懂什么叫“国际关系”吗？

结尾我再想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段子。

前两天出门打出租车，司机大哥硬要跟我侃俄乌战局，balabala谈了一路，讲了各种比喻佐证他的观点，什么“前夫与前妻”啊、“兄弟反目，外人挑拨”啊、“帮亲不帮理”啊……等等等等。

我一路没吭声，但临到下车时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——这位大哥的所有比喻，好像都在用人与人之间的“村庄伦理”，甚至“家庭伦理”，去比附国与国之间的“国际伦理”。

这个思考方式其实是有问题的。因为国际关系，虽然有的时候“借用”人际关系中的一些词汇（如“大家庭”、“朋友”、“伙伴”）等等，但实则根本是两个概念。

你看，一个欧洲教授如果谈论国际局势，他首先想到比喻对象肯定是伯罗奔尼撒战争、三十年战争、维多利亚时代的列强争衡，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》、维也纳体系、凡尔赛体系……总之都是历史上的国际博弈。跟时下中文互联网上不论什么文化层次都在热传的“前夫与前妻”“哥哥与弟弟”“恶霸与村民”之类，似是而非的比喻完全是两个画风。

但你再想一层，你会发现，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比附习惯，其实也是一种无奈、一种来自于历史的无奈。

自“秦王扫六合”以后，中国历史整体上一直维持着大一统的状态，即便偶有“群雄逐鹿”，也是朝着最终一方赢者通吃，“分久必合”的方向去的。跟欧洲人所熟悉的那种，各国之间从一种均势向另一种均势移动的博弈，完全是两种逻辑。

所以，我们的文化是缺乏“国际博弈”经验的。

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的故事，已经离我们太过遥远。在最近这两千年，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上，很难找到与当代国际博弈相似的历史桥段，并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，也就更无从理解，俾斯麦那种复杂博弈的博弈策略。

而《三国演义》中魏蜀吴三足鼎立，诸葛亮“联吴抗曹”，就是能让大多数人听懂的极限了（参见《面对乌克兰，普京的困局，跟诸葛亮挺像的》）。

又所以，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国际博弈水平也是欠缺的。

南北宋先“约金攻辽”再“约蒙攻金”，最后把自己玩死的事情，时有发生。而非敌即友，非友即敌的二元化思维，更是横亘在很多中国老百姓脑中的一道坎，很多人喜欢把旗帜鲜明的站队，应用到了国际思考之中——虽然国际博弈中的“盟友”和“对手”，跟你现实交往中的朋友和仇人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

这里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是我大学时教我《国际法》（我入学以后上的第一门课）的老师、复旦大学的唐世平教授所写的《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》。

这是我国第一个在ISA上获奖的作品，相当于在此项目上拿了一枚奥运金牌。

感叹一下，这么好的书，居然找不到购买连接……

在这本书中，唐教授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，去梳理国际政治史：他将人类历史上曾出现的国家或共同体，视为一种“生命体”，分析历史上国家或共同体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背后的“演化现象”，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历史时期、不同国家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似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政策。

唐教授最终的结论是：国际博弈其实跟生物演化一样，是在不断发生着进化与迭代的。

它的最初版确实来自于敌友分明、帮亲不帮理、一言不合操刀子开干的“家庭伦理”或“部落伦理”。但经过数千年的演化，早已进化的差之千里，变得空前复杂、微妙了。

你看俾斯麦时代，国际交往与人际交往的逻辑差距，已经达到了霸王龙与草履虫那种级别了。而现在只会更多，不是更少。

而唐教授最后说，不能适应这种“演进”的国家是危险的。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及时调整，在下一个时代还笨拙而执拗的去采用上一个时代的外交思维方式，那么它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，甚至像生物一样被淘汰、消亡。

我想，此次俄乌战争，也许是我们正在旁观这个规律的又一次应验——至少，一种国际博弈方式将被淘汰。

所以我觉得，我们还是不要那样急于的争论“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”。社会少一点戾气，也给我们国家的发展留下更多的时间——同时，我们自己多听，多看，多学。

原创不易，感谢有你！点个「在看」，不怕走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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